第七十一章、千古的难题 超前的思维(1/2)

在古代，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问题。

不光是明朝。只是明朝表现得更为激烈，而通常被人们熟知，尤其是在明末。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土地私有造成，而土地私有在封建地主社会不可避免。

自西周起，土地名义上虽确定为国有，即天子拥有天下土地的所有权，但都被各级贵族（社会上层）占有，这个占有包括占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实质上已经承认了土地私有。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经济的绝对支柱。占有土地意味着能收更多的租税，从而得到更多的财富。

所以，古代没有人不想占有更多的土地。皇上对臣子的封赏往往也以土地的多少为标志。

古代人谋取土地，与现代人拼命追求财富的道理是一样的。

都争，二八法则自然出现。

从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土地高度集中；而更多的人被奴役，没有土地。

于是矛盾来了。

历朝历代围绕着土地都有一定的变革。但变来变去，有一点从未变过：你想要土地，那就要交税。

封建社会基本税收分为两种：丁税和地税。丁税，是根据人口来收税；地税，是根据占有土地的规模进行收税。

简言之就是役和赋。役，以户丁征集；赋，以田亩纳课。赋役赋役指的就是这个。当然，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

丁税，涉及到人口的问题，通常只针对满十六岁的男丁，还好说点；地税，涉及清查、丈量土地的问题，棘手得很，因为贵族隐匿田产、谎报数据。

谁不想少报点多拿点？

所以无论是北魏至唐中叶时期实行的均田制，还是后来的“两税法”，哪怕不久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都只是表面的文章，暂时保证了国家的税收来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权贵阶级的根本利益，反而一步又一步地加强了集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田增而税减的情况日益严重，财政问题十分凸显。嘉靖帝、隆庆帝执政时，国库几度空虚。

缺钱了怎么办？加税。

这样，农民即便分到了一点可耕种的土地，由于农业税太重，也交不起；若遇天灾虫害，那更完蛋。

这个时候，地主贵族高兴地献殷勤来了。

你交不起税，生活无法为继是吧？那好，将土地给我呗，我帮你交，还管你吃喝，多美！

如此一来，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

拥有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少，而权贵们用各种手段去兼并强占、然后隐匿土地，国家财政的困局越发明显，恶性循环……

这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

当水墨恒与殷正茂论及时，殷正茂抓耳挠腮愁眉不展，与他战场上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神态迥然不同，“这个嘛，自古至今都解决不好，我能解决？”

“要解决肯定难，可以改进一下嘛。”水墨恒想着，若像后世那样，将地主权贵阶级的土地没收，然后平分给农民，肯定不现实，但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广西提前上演应该问题不大。

“不努力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对吗？”殷正茂苦笑。

“早在明宣宗正德年间，江南地区便出现了征一法，嘉靖二十六年，应天巡抚欧阳锋贯彻实行了这个方法。不知殷大人可记得？”

“当然记得，那一年我中进士。”殷正茂答道，脸上浮现一丝得意之色。

水墨恒建议：“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总额不变，改粮长征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减少程序，杜绝偷税漏税；改里甲轮流充役为官府统一雇役，杜绝甲首把持地方，武断乡里，包揽诉讼，残害百姓；田赋、银差、力差、额办、派办、一切官府所需，概以地计丁，通通并为一条，统一征收银两。殷大人觉得如何？”

这正是一条鞭法的中心思想。

其实一条鞭法并不新鲜，也非张居正独创，早在嘉靖九年就有地方改革实行，比如江苏、安徽、浙江这些赋役繁重的省，只是限于某些州府，并未全面推广而已。

对于刚从江西按察使升任上来的殷正茂，这思想听起来没感到有多惊奇，因为江西也是较早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之一，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正统年间，江西按察司就有一位叫夏时的佥事，创立了一个著名的赋税征收方法：鼠尾册。

鼠尾册，又称虎头鼠尾册、龙头鼠尾册。其核心思想是，差役以丁粮为宗，银差、力差取决于丁粮的多少。

具体做法是，无论大小户，一律造册，把丁粮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

前为大户如虎头，后为小户为鼠尾，固有此名。

鼠尾册法，是按土地均平力役，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户、富户逃役，也简化了赋役手续，与役归于地、计亩征收的一条鞭法精神内涵如出一辙。

殷正茂听着虽不迷糊，但依然还是皱眉，想了一会儿道：“说来说去，不还是要先清丈土地吗？”

“殷大人，清丈土地只是为了扩大征税面，使赋税相对均平，土地未清丈之前，同样可以实行赋税收银这个方法。你想想，没有土地的农民，相当于免除了劳役负担，是不是可以从事其它的事业，比如养牛、养鸡、养鸭等畜牧业，甚至可以发展旅游、餐饮业。”

“什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