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党争误国(2/4)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俱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袁崇焕成名之作中,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至二百六十有九”，“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东林党人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

登莱巡抚袁可立也上奏说：“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明熹宗下旨嘉奖：“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明熹宗曾赞扬毛文龙：“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

如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就不得不退兵。明末史学家高汝栻评论说：“宁远之役，奴拥众入犯而终有内顾之虑者，殆文龙牵制之力欤？”

事实上,袁崇焕依靠坚固工事杀伤满洲敌人的大捷,实际上就是靠着努尔哈赤不能长期围困基础上的,其中有后金经济困难,东北天气寒冷等诸多因素,但是显然毛文龙在满洲后方的牵制因素是相当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关宁军不能野战战胜满洲军队,只能被动防守,所以守城是否能成功,其实守军的力量和战斗意志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建州军队是否能长时间围城!

比如后世明朝失败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坚持到了城内吃人的地步,不可谓不顽强,但是因为满洲失去了牵制,长期围困,最后不得不投降,公元1631年（崇祯四年）和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的时间想去不远,显然天气以及粮食等因素变化不是很大,主要还是毛文龙为首的东江军牵制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边防的将帅是心知肚明,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

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老于兵事的兵部尚书王在晋指出：“‘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动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而且毛文龙身为儒将,不是单纯的和后金硬碰硬,长期以来，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来,就是对后金的满汉军官进行策反,迫使他们反正,至少也要传递情报,不能绝对忠于满清.

对于铁杆的汉奸,鞑子毛文龙灵活的使用反间计,投书于顽固不化的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里面一些模棱两可的作用，借助努尔哈赤多疑,好杀的性格,造成后金的猜忌、自相残杀，借敌之手以灭敌,起到了战场上做不动的作用。

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对于毛文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反间计努尔哈赤毫无办法,只能一次次的招降,请求毛文龙中立,到天启五年（1625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又抓住了一些毛文龙派出的奸细，束手无策的努尔哈赤,于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招降失败后，又一次至书毛文龙招降，毛文龙亦未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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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之死,其实还是个疑案,

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

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