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922年美国波士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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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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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美国波士顿

二二年秋天我去看过培真几次，他总是在书桌前坐着，奋笔疾书，桌旁一摞稿纸隔几天便会厚上几分。他自己的学业似是再也不顾了，连同我说话也只是三言两语。

我虽觉着以自己来看，如此荒废学业总是不妥，可他毕竟早已下此决心。况且他能安生地在美国做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倒也让人放心了许多。

可入冬之后，我的担心又回来了。这次是担心培真的身体。培真原本看上去是比我结实许多，可那个冬天，他却形容日渐憔悴。脸上虽然仍是神采飞扬，可那种红晕却是看着让人有些不安。我劝他自己的身子总是要当心的，可他只是说要赶时间，然后便又俯下身子，继续笔耕不倦。

我见他既然如此专注笔耕，也就没再去找他，直到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聊聊。见了面，我还没顾得上问问寒暖，就被培真一把拉过，坐在了书桌前的木椅上，而他自己则是一跃而直接坐在桌面上。

“友然哥，大好的消息！”他已难克制心中的激荡，声音异然地亢奋。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那里虽是神采飞扬，可恐怕也是因为此前多日的劳累而充满血丝。

培真见我有些木纳的样子，噗地笑出了声，说道：“友然哥，你怕是心里就只有未来的嫂子吧。家国大事都不顾了？”

他这么说，自然是点到了我心里的软处，只觉着脸上一阵子难堪。

“咳，咱们不开玩笑了。你看看这两份报纸，”他转过身，取了报纸在我面前唰地铺开，兴奋地接着说道：“这是前几天的波士顿环球报，这张是昨天刚寄过来的纽约时报。是国内的消息。”

我俯身看下去，果然两篇文章都是来自广州的记者，草草地扫过大字标题和段落开端，应该是说原本作乱的粤军已被驱逐出广州，孙文三月一日返穗，任大元帅职。

培真双手撑在桌面上，意味深长地言道：“现在看来，去年的事情，那不过是乌云暂时蔽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日月重光了。”

“还有，友然哥，你仔细看看这几段，”培真激动的手指在报纸上找寻，不时留下油墨的划痕。“对，就是这段，”他兴奋地用食指点击着那段文字，“他们说新的政府显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他们毫不掩饰对西方强权的敌意和蔑视，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骄傲以洗刷过往几十年的耻辱，他们似乎在寻找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

“新的声音以向世界呐喊”，培真重复着那令他显然心潮澎湃的句子，久久不能平静。“友然哥，你说咱们留洋不就是要找那个声音吗？现今这声音就在国内，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还是怪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要不然，去年回国，正好能赶上这样大快人心的事。你看，友然哥，今天可是春分，我看这革命的春天也是到了。之前，也就是一小阵子倒春寒，成不了气候，那这之后可就是一天比一天热啦。”

“那你，那你，是决心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问道，而话一出口才觉出似乎自己的问话早已不合时宜。

“干嘛问得那么噤若寒蝉地？”培真用胳臂肘捅了我一下，接着笑道：“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了，劝你也没用。友然哥，你呀，就留在美国，好好地照顾嫂子。在广州的朋友帮我联系好了在大元帅府的工作。”

一边说着，他一边把双腿盘上桌面，然后俯身把书桌一边的抽屉拉开，取出了一张船票放在我面前。

“还有两个星期。”他手里翻转着船票，声音也变得有些低沉。

“我原本是想劝你一起回去革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革命就得死人。”

听见这“死”字，我浑身一颤，觉着些许的不安和不祥。

培真想必是看出了我对那“死”字的畏惧，可他的声音仍是平静如常：“哪有革命不死人的。即便是像美国的革命，杰佛逊不也说过：我们不能期望躺在温床上从**走向自由吗？”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喃喃地自责道。

“不能这么说，”培真劝慰我道：“友然哥，你呢，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得侍奉父母。嫂子这边呢，眼睛不方便，也需要你照顾，自然不该叫你去碰这危险，对不对？”

“再者，革命也不只是要死人，也还得要活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没人托付了。”

那时我们二人都不过二十出头，真不应该是谈论死亡或是托付的年岁。可培真竟是如此的平静，而这却让我更是不安了。

“友然哥，我这里有一份稿子，是这阵子赶着写出来的。能托付给你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书桌右角上的一摞书稿推到我面前。

“回去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再以后就更不可知了。带在身上不放心，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存在你那儿更好。”

培真用手轻轻地拂过纤柔的纸面，有些不舍地说道：“写了将近两百天，把心都掏空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段没写完。等到走的那天，再送给你。人若是死了，话能留下来，也挺好的，对不对？”

死亡这个词反复地挂在他嘴边，我只觉着屋里的空气压抑难当，又不知道该怎么地把话题岔开，便敷衍了两声先走了。

出了门，我没有去坐电车，想多呼吸一下三月末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