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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的三王内讧，导致南明政权土崩瓦解。

经过这场大劫后，重返昆明的李定国认真检讨之前的过失，决心好好修补与冯双礼等秦系将领的关系。除了西营的秦系将领外，李定国更打算与夔东的前闯营众将多做接触，不再拘泥于以往的门户之见。得知冯双礼等大批秦系官兵在四川行都司驻扎下来以后，李定国就连续派使者去建昌，想说服他们返回云南与自己汇合，或是允许李定国的晋系部队前往四川。这样西营众将重新团结起来，依旧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但建昌周围的西营秦系将领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来四川行都司的时候，已经把沿途的百姓和物资都带走了，认为李定国无法派兵追击他们。就算李定国有这个心思，贵州吴三桂的威胁也足以打消他的这个念头。

得知建昌的众将不愿意返回后，李定国退而求其次，不再强求对方回来与自己会师，或是允许自己的军队进入四川，但希望对方至少在战略上服从自己的领导，能够对共同的敌人采取统一行动。对于这个要求，建昌的西营将领也含糊其辞，并不明确表态。有了李定国整治刘文秀的前车之鉴，冯双礼他们都怀疑李定国还会对自己秋后算账，所以要保持军事上的独立地位。

见到李定国的第二个要求仍得不到满足，昆明的晋系将领群情激愤，白文选、贺九义都认为建昌军欺人太甚，要李定国以永历天子的名义切责。刚刚重返西营旗下的马宝也表示，逃去建昌的西营秦系、蜀系总共只有两万左右的甲兵，而且派系混杂、人心不定，他愿意带五千精兵直取建昌，为晋王把建昌收回朝廷治下。

但李定国立刻否决了武力解决的提议。

他对众将说道：“当年我年轻气盛，总觉得我大义在手，别人不同意我的计划就是心怀鬼胎，就是贪图个人的私利，不肯为朝廷出力。因为意见不合和一些小冲突，我就把蜀王（刘文秀）关起来，害得他郁郁而终，现在回想起来，我惭愧得汗流浃背。我们的争执，差一点导致朝廷倾覆，使中兴大业毁于一旦。幸好上天不绝汉祚，我们今天竟然还能重返昆明。这次我一定要痛改前非，绝不能再自相残杀，给鞑子可乘之机。”

“可是冯双礼本来就对朝廷不忠。当年孙可望那贼劫持天子的时候，他就态度暧昧。”白文选说道。

冯双礼对孙可望更敬重一些，在三王对峙期间，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孙可望那边。孙可望开始篡位行动后，冯双礼也不像李定国、刘文秀那样立刻反对，而是在旁观望，若是孙可望成功，似乎他也会乐观其成。

“你们知道我击败孙可望，从贵州返回报告天子时，圣上是怎么对我讲的么？”李定国问道。众人当然个个不晓得，李定国叹息了一声，道：“当时圣上沉默良久，对我和蜀王说，若是能擒住他也就罢了，但一开始最好不要去逼迫他。”

众人无不愕然，没想到永历天子居然连孙可望这个公开作乱的逆贼都想放过。

“当时我和蜀王据理力争，都认为圣上此言不妥，所谓除恶务尽，岂能坐视孙贼盘踞贵州，当时……唉……”当时李定国和刘文秀还在私下讨论，认为这只是因为永历胆小如鼠罢了，所以没有把永历的担忧放在心上。

但是当清廷得知孙可望带着十几个人逃到湖广后，顺治立刻派使者赶到湖广，封孙可望为亲王。当初孙可望手拥几十万大军，拥有西南的大片领土时，想从永历手中要一个王位是千难万难，眼看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顺治、鳌拜君臣却视他为征服中国西南的至宝。

之前清军攻破昆明时，满清认为西南的大事已定，顺治、洪承畴的一些对奏也没有必要继续保密了，于是得意洋洋地公布出来，当作顺治皇帝英明的证据，李定国也有机会知道了其中的内容。

原来，当年洪承畴奉顺治之命从北京启程赶往长沙，出任五省经略，他在北京陛辞时就对顺治言明：征服西南的策略是以防为主，坐观南明自己生变。在随后几年洪承畴与顺治的奏章通讯中，他一再强调这条大方略，并主持修建了从陕西一直延伸到广西的五千里防线，用来抵抗南明的攻势。

在秘奏中，洪承畴不厌其烦地向顺治指出，如果南明不发生内讧，那么清廷想在军事上击败西营、闯营和郑成功水师的联合是不可能成功的。与其试图武力征服，还不如及早设法谈判，形成南北朝。

但洪承畴再三重复他的观点：首先李定国与郑成功互相猜忌，绝不会精诚合作；其次就是李定国与孙可望必然爆发内讧。清廷应该积蓄力量，在内讧爆发后攻击四分五裂的南明。

整个长沙幕府的战略可以简单归结为：绝不主动进攻，绝不侵占南明的领土，直到南明自己发生崩溃。

洪承畴的战略得到了顺治的全力支持，几次北京户部官员都嫌洪承畴的战略给清廷带来巨大的压力，维持五千里长的防线花费巨大，而且由于坚决不进攻，所以这个负担也看不到解除的尽头。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治一概替洪承畴顶住，保证长沙幕府的防御战略能够坚持下去。

在三王内讧爆发前，剑拔弩张的孙可望、李定国各自调兵遣将准备火并，前线明军纷纷返回后方，准备武力解决其它系统的明军。驻防湖广的八旗兵见明军的领地空虚，自认为是满人，不顾洪承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