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八章 维护者(3/6)

如此执拗而又顽强的一个女，现如今已经不多见了。然而。她又是蒙昧的，对于村长”她并不想赶尽杀绝，却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最终将村长送上了鸣笛的警车呼啸而去。我不知道秋菊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知道，直到村长被警车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讨到她想要的说法。她知道村长是好人，她的本意也并非如此，然而，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都在糊里糊涂中发生了。

除了秋菊，影片中的村长便是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物。他有着那个时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的偏见，他脾气暴躁，他倔强而又偏执……然而，纵然再多的缺点也掩盖不了他淳朴而又善良的本性。

面对秋菊的一次一次的上访，他以及家里的人却仍然向没事儿发生似的向往常一样对待秋菊和秋菊的丈夫。得知秋菊产后大出血之后，他一把年纪了更是半夜三更冒着风雪颠簸在求救的山路上，他的心里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恩怨。秋菊脱离危险后，他没有顺水推舟地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对秋菊的丈夫说：“等秋菊好了，她要告就让她去告吧！别拦着她！”想起现在社会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因举报而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突然感觉寒气逼人。那些贪赃枉法的所谓人民的父母官，在淳朴而又善良的村长面前，实在应该低下头反思一下了吧！

影片看到最后，我仍然分不出谁对谁错。我同情秋菊，佩服她的顽强与执著；我敬仰村长，欣赏他的淳朴和善良。我不知道秋菊一个说法的代价到底大不大，我也不知道低下头认个错究竟有多难。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世间少有的好人。

与《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相比，《秋菊打官司》是一部一望即知的“另类之作”。高度纪实的风格，波澜不惊的叙事，特别是女主角秋菊邋遢土气的造型，无论对巩俐还是对张艺谋来说都是一次突破。但无论如何，张艺谋毕竟还是把视点放在了他最熟悉，也最善于驾驭的“女性”身上。在《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当中“女性”不仅指涉村妇秋菊这一个体，也承担着重要的表意功能，携带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或“中国女性”——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因此她所关联的也不是“妇女解放”或“女性启蒙”这一层面上的性别问题。从电影中我们了解到，她上过中学，掌握着家中的财权，敢于抛头露面……事实上是整个家庭的领导。至少在影片所表现的年代，这样的农村妇女绝对是少数。其次，为了衬托秋菊这个“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压抑了。秋菊的丈夫万庆来生性老实，本来就处于弱势。又被村长踢伤了下身不能行动，所以实际上暂时处于某种被阉割的状态。村长王善堂虽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因为生不出儿，男性的主体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严局长和张律师等男性角色。面对秋菊的质疑和要求，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从来不能以“你是女性”为由来阻碍她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秋菊打官司》的纪实风格只是张艺谋在电影形式上的一种尝试。这仍然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一个别有深意的寓言。崔卫平教授借用“脱序人”这一身份来定位秋菊——她的强烈个性显然不能为传统闭塞的乡村女性世界所容纳，而当她完全置身于男人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求一份公平时。她也处处不按常理出牌，几乎完全置身于成规与秩序之外。 这一定位显然比仅仅通过性别命名要准确许多，也有效地避免了关于“女权主义”的某种误解。

性别没有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进入张艺谋的视野，甚至是被有意地过滤掉了。对于影片这一刻意的处理，观众之所以还能接受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菊是一个孕妇。这本来是张艺谋为帮巩俐入戏而增加的一个细节，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却成了叙事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 因为秋菊有孕在身，官员们对她的尊重和优待才变得顺理成章——尽管那些优待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了普通官员对百姓的关心。同时。女性特有的怀孕、生育属性及其背后所联结的复杂文化心理，也构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关键。回想起来，这重重纠纷的起点。就是万庆来“抱一窝母鸡”的咒骂中对村长生育力的否定。当庆来在权力的对抗中处于弱势时，他立刻攻击村长的生育能力——在这场无形的比拼中他显然是胜者，因为他有怀孕的妻秋菊，而生了四个女儿的村长已经被“计划生育”了。村长的恼羞成怒和拒不认错恰好说明了庆来这一恶毒攻击是多么有效。可以想象，如果庆来骂的是别的话，村长很可能根本不会动手。而村长踢向庆来的下身，也明显地是针对这句咒骂的报复——他下意识地要消灭庆来的生育力——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长。打两下没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见她捍卫不是庆来的尊严，而是生育力的尊严。

与权力相比“生育力”在乡土中国绝对是更为根本的价值判断准则。“不是村长”与“没有儿”相比。显然后者是更加严重的缺陷。在“无条件地捍卫生育力”这一大前提下，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就需要重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