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四章 拉拢(1/3)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可是又有不同。

因为宋朝实行的是文人治国，对科举尤为重视。

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录取现象叫做恩科。

开宝三年，赵匡胤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

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考了这么久没有考上，给他们一个进士的身份吧。

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

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

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但是这一少数人也进入到了大宋的上层。也就是不用文章就能得到功名了。

恩科毕竟是极少数的人，有点像今天的特长生，虽然不恰当，也有那么一点意思。

大宋重要的还是高考，哦，不是高考，是常规考试。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

“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

“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

“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也就是规定范围，你们自己复习，我就考这些内容，至于能不能录取看你们自己的水平了。

而进士和名经两科，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在唐代有尤为收到重视。

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

而明经高中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

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所以基本上都想考进士，那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

如宋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

宋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

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

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

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

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

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有点像高考语文的古诗词默写，给你前一句或者后一句，你再默写。

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

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这些比前代有所改变，所